光明网等联合主办“汉语盘点2022”揭晓仪式******
原标题：汉语盘点2022年度字词揭晓！“稳”字等当选
12月20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光明网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2022”揭晓仪式在京举行。“稳”“党的二十大”“战”“俄乌冲突”分别当选年度国内字、国内词、国际字、国际词。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陆先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陈永刚，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李平，快手科技副总裁、执行总编辑徐静芸，评议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清华大学教授沈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天伟、武汉大学教授赫琳、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杨尔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何婷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邹煜等揭晓并点评年度字词，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延申宣读获奖网友代表名单。
冬奥冠军武大靖、任子威、徐梦桃，参与深度访谈，分享冬奥故事。著名作家梁晓声为活动泼墨题字，著名主持人春妮主持揭晓仪式。
“党的二十大”，擘画蓝图，新时代“稳”中求进
国际格局，“战”略博弈，“俄乌冲突”影响深远
2022年的中国，万众一心，踔厉奋发。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再次掷地有声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一以贯之的信念是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领航新征程，为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带领国家行稳致远。冬奥会各国健儿激情竞技，舞动冰雪，一起向未来。团结协作，精准防控，保健康防重症，撑起重点人群“保护伞”。
最终，“稳”和“党的二十大”当选国内字词。稳，体现在经济要稳中求进，社会要长期稳定；改革要蹄疾步稳，发展要行稳致远；中国饭碗要端稳，就业民生要保稳。党的二十大，谋共富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未来之基，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22年的世界，风云变幻，危机不断。奥密克戎变异株全球蔓延，但人类已做好更充分准备。卡塔尔世界杯战火重燃，在岁末年终让人感受足球的魅力。北溪管道泄漏，欧洲能源成本激增。俄乌冲突硝烟四起，传奇人物相继逝去，战乱之中没有真正的赢家。最终，“战”和“俄乌冲突”当选国际字词。看上去矛盾与纷争在世界范围内依然存在，但其实解决冲突的钥匙就在人类手里，即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世界各国是否具备足够的胸怀与智慧，是否理解人类社会命运与共，是止战的关键。
年度十大流行语、十大新词语权威发布
2022年度十大流行语、十大新词语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基于大数据语料库，利用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筛取，并经过专家评议而来的。这些热词新语记录了社会焦点的变迁，勾勒出语言生活的图景。
2022年度十大流行语是：党的二十大、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端稳中国饭碗、数字经济、太空会师、一起向未来、我的眼睛就是尺、电子榨菜、俄乌冲突。年度流行语是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时代特征，勾勒大事小情：“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太空会师”标注航天领域里的中国高度，“数字经济”驱动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2022年度十大新词语是：中国式现代化、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安全倡议、新型实体企业、冰雪经济、数字人、数字藏品、场所码、精准防控、雪糕刺客。年度新词语记录生活新变化、社会经济新发展，串连着2022年人们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炎夏“雪糕刺客”需警惕，冬奥“冰雪经济”被点燃。
形式更加丰富，“盘点”深入人心
“汉语盘点”活动至今已走过十七个年头，旨在“用一个字、一个词描述当年的中国与世界”，鼓励全民用语言记录生活，描述中国视野下的社会变迁和世界万象。今年活动各家合作方凝心聚力，充分发挥自身特长，运用各种形式对活动进行宣传。光明网提供活动主页面，征集字词、收集投票，对活动持续报道。学习强国实时关注，并推送相关报道。微博发起话题讨论，联动国家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等文博类账号，号召网友多形式展示自己的年度字词。方正字库为活动提供字体支持，用多样字体书写年度字词。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央视新闻、北京日报等众多媒体关注活动，持续报道。涵芬文创还为获奖网友准备了精美礼品。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今年活动的话题热度依然高涨，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今年，在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年度汉字评选活动也在火热进行。2022年日本年度汉字为“战”，马来西亚、新加坡年度汉字均为“涨”。中国台湾年度汉字为“涨”，海峡两岸年度汉字为“思”。评选活动体现了汉字文化圈的民众对汉字文化的认同，推动了汉语的传播，扩大了汉字文化的影响。
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是国家繁荣发展的根基，表达和传递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汉语盘点”将持续下去，以美丽的汉语忠实记录中国与世界前进的脚步，创新性展现语言文字，创造性弘扬中华文化，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入精神力量。
来源：商务印书馆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